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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風太守吳園次

    吳綺在湖州任官時,將峴山(上圖,選自《名山圖》)上的三賢祠增擴為九賢祠,祠中供奉王羲之、顏真卿、蘇軾等在湖州任官的名賢,同時代著名文學家吳偉業曾寫《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》(下圖,選自《梅村集》)以記其事。

    雁過留聲,人過留名。名聲的背后,寄托的是對其人的懷想,飽含的是對未來的希望。時光流轉,因民生而立、依民聲而傳的名聲,卻如同束束亮光,時或塵封而難以遮擋,在歷史的長河中,不時散發光芒。譬如,有著“三風太守”之稱的吳綺。

    吳綺,字園次(一稱薗次),清代揚州府江都(今江蘇揚州)人,康熙五年(1666年)至康熙八年(1669年)任湖州太守,“德政惠民,多風力,尚風節,饒風雅”,百姓稱之為“三風太守”。

    多風力——勇作為敢擔當

    康熙五年春天,在友人的送別中,他來到浙江湖州任職。此地原本山清水秀,物阜民豐,但當時舞文告密之風尤甚,惡人王式、王春等羅織交關,同黨達千百人,控制官府,禍害鄉里,政務松弛,民不聊生,“男女鬻于昏途”,“魍魎行于白晝”,以致上級查勘也擔心被舉報而不敢用力。

    吳綺到任后,微服私訪,走遍湖州貧困地區,了解鄉里村墟情況,期間有時遭到醉尉呵斥、郵亭侮辱,他也不動聲色,不露痕跡。掌握情況后,他周密布置,一舉抓獲魁首及主要黨羽錢玉涵、唐文等十多人,予以嚴懲,史料記載其“單舸擒治”,頗類辛棄疾單騎追賊。當時總督深有感觸地說:“使吳君早至,吾何至為王式所持哉?”首戰告捷,吳綺并未停手,對行兇鄉里的菱湖沈柬之、西湖嚴君球等實施抓捕,前者予以杖殺,后者畏罪自殺。三次除惡,引起當地極大轟動,史書記載,“湖人歡聲動天地”,可謂深得民心。

    在湖州三年多,他敢說敢做,從不畏首畏尾。懲惡同時,他還著手嚴治魚肉鄉里的兵丁、奸吏。抓到欺霸鄉里的駐軍營卒,他不是重拿輕放,做做樣子,押回軍營責令改正,而是不打招呼,不做人情,依律對帶頭人直接嚴懲。駐軍大帥以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,看到吳綺動真碰硬,他不再放任自流,而是嚴令部下,“吳守非易與者,汝曹勿入其境也”。

    湖州盛產蠶絲,其選料挑剔,精工細作,光澤度、韌度均遠非尋常蠶絲所比,頗受海外歡迎,當時朝廷實行海禁,湖州一些地方官吏以海禁登記為由,索拿卡要,撈取好處。吳綺得知后,做了一個大膽決定,當庭焚燒籍簿,杜絕此弊。他說,“茍有失誤,太守自當之。不以累吾民也。”

    其實,吳綺勇于擔當的個性在擔任京官時就有體現。當時京城街道路面養護由工部牽頭,五城司坊官負責,遇到的多是掘坑挖坎、蓋房占道、傍城使車、撒放牲畜等城市管理的老大難,其中關系復雜,面廣水深。相應的管理體制幾經變革,難以奏效,康熙登位后將街道分左右翼,令工部滿、漢司官各二人管理。康熙二年(1663年),吳綺擔任工部正郎,分管街道左翼,上任后他嚴抓嚴管,快刀斬亂麻,“挫抑豪強,一時肅然”,取得較好的震懾和治理效果。在任兩年多后,他被派往湖州。

    尚風節——秉風骨持節操

    在下屬看來,很多時候吳綺并不像太守,倒與趕考的書生沒什么兩樣,在府衙,除了辦公,就是翻翻讀讀,寫寫唱唱,家中也不像官宦之家,屋內除了繩床棐幾和散發著青光的燈火,別無長物。

    吳綺當太守三年多,去官時,清貧如洗,連一件像樣的衣裳也買不起,甚至回揚州老家的盤纏也不夠,后來在女婿和友人的幫助下才回揚州買房置地,安度晚年。吳綺覺得對不起家人,其妻黃氏倒是坦然,安慰說:“以清白貽子孫,何必捆載以歸,而斂百姓之怨乎?”

    古代太守號稱兩千石,在清代其俸祿加上養廉銀總收入并不少,但吳綺政事之余,熱衷公益不惜錢財,過湖州苕川儀鳳橋時發現修橋缺錢,直接解下金帶襄助,兼之常常接濟他人,家中難免入不敷出。為此,他典當過友人贈送的裘衣,質賣過夫人的耳環,但從未以權謀私。

    三年清知府,十萬雪花銀,作為一方主政,無需刻意斂財,自然有人奉送,王式黨羽唐文被抓時,就行賄三千金希望免其罪行,吳綺卻理也不理,“揮去弗顧也。”反過來講,吳綺敢于執法從嚴,也正因為他自己形端表正,沒有私心。他主持湖州“試士”(古代為授予官職而考試士子),公正公開,“暮受卷而朝榜發”,不留任何想象余地,不余任何操作空間,送禮的說情的打招呼的一概不見,才能出眾而出身寒微的考進必取。其選拔的寒門子弟中,后來考中進士的不在少數,甚至有榜眼、探花,士人為此專門立碑以表紀念。

    擔任湖州太守三年多,吳綺因為忤上官遭彈劾。推究其懲豪強、興民生的作為,居官簡靜、為人坦率的性格,以及登臨唱和、作詩填詞的喜好,自然為當時官場和地方劣紳難容。與此截然相反的是百姓的態度,五十歲生日時,自發來為他祝壽的父老子弟多達萬人,被劾離職時,國庫尚有缺項,很多百姓自發帶著銅錢,哪怕只是三枚五枚,投到府衙前的箱子里,希望盡一份心力,“無以累我公也”,其受百姓愛戴如此。

    饒風雅——復勝跡興文化

    湖州自古風雅。唐代顏真卿擔任過五年的湖州刺史,主持編纂《韻海鏡源》,留下了《湖州帖》《劉中使帖》等燭照千古的書法名作;宋代蘇軾揮毫寫下《墨妙亭記》和《孫莘老求墨妙亭詩》多篇詩文,在湖州太守任上發生的“烏臺詩案”更為后人留下無限傷感;元代趙孟頫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湖州度過,留下了《吳興賦》《湖州妙嚴寺記》等若干墨寶。僅此三賢,即令湖州生輝,文人慕往。

    來到這個“文化之邦”,吳綺看到的卻是古跡凋敝,名勝不彰。有感于斯文零落,他重建了宋代湖州太守孫覺所建的墨妙亭,修葺了宋代湖州太守李公擇所建的六客堂,新建了紀念明代詩人孫一元的太白亭,最值得一說的,是增建原來湖州城南峴山的三賢祠為九賢祠。

    原三賢祠主要紀念主政過湖州的顏真卿、蘇東坡、王十朋三人,年久失修,頹敗不堪,吳綺訪古見到時已淪為過路人燒水煮飯之地。他于是召集工匠,重新修建,并集思廣益,增三賢為九賢,將史上擔任過湖州郡守且有功于百姓的東晉王羲之、謝安,南朝蕭梁的柳惲,唐代杜牧,宋代孫覺以及明代陳幼學列入其中。來到這里,遙想古人,會有“脫屣富貴、擺落塵氛”的念頭,更會有敬重文化崇仰先賢的想法。吳綺修建古跡,或有個人喜好的原因,但更多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,同時代大詩人及其好友吳偉業受邀撰文,一語道明其“弘長風流、訓示勵俗”的作用

    除了“三風太守”的名聲,其實吳綺還有兩個雅號。一是“紅豆詞人”,他幼時穎悟過人,六歲賦詩《山中吟》:“山溪清淺山花紅,抗首高歌和曉風,世事回頭君莫看,不如沉醉此山中”,一鳴驚人,長大后游學、苦讀不斷,在湖州作了一闋《醉花間》,有“把酒囑東風,種出雙紅豆”之語,寫出了閨中女子對愛情的憧憬,相傳毗陵(今江蘇武進一帶)一位女子,見而悅之,將這兩句寫滿家中四壁,日夕諷詠,“紅豆詞人”因此得名。但后來詞家陳廷焯以為,“此類皆一時情艷語,絕無關于詞之本原,而當時轉以此得名,何其淺也。”這是就詞而論,推而言之,此名聲雅則雅矣,卻傳而不廣,多因與百姓冷暖、社會痛癢毫不相關。

    再就是“聽翁”。吳綺晚年回揚州安家后,終日以詩酒自適,對上天之饋贈,貧困自得,“以修短衰健聽之天,以利鈍榮辱聽之人,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,而后流行坎止,吾何心焉!”年老漸衰后,視力不佳,以聽為主,最喜歡聽晚輩讀詩文、他人談野史、髫童彈絲竹,他因此自號“聽翁”。這樣的稱號,頗有些歷經繁華后的平淡自況,寵辱不驚,順其自然,仔細體味,卻有些壯志難酬之嘆,因而也更多限于圈內知曉。

    而“三風太守”則不同,留下的是無盡的想象。被罷官數年后,其友人王嗣槐再過湖州,與百姓閑談,問新任太守較前任太守如何?百姓說,眼下州縣吏胥上下其手,賄賂盛行,政風大壞,遠不如前。對吳綺在湖州的三年,百姓的評價只一句,“求如公者而不可得”,樸實的背后是深深的想念和無比的惋惜。百姓的紀念遠比他在任的時間長得多。

    名聲,流得進心里,才長留得人間。(趙建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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